美式作風強烈、同事間對話粗暴 台灣首位登上Google I/O擔任講者的他受衝擊

發表於 2024-06-24 10:29 作者: 區塊鏈情報速遞pro

而或許我自己的歷程,也可以給各位讀者做為一個參考。我和大多數在台灣受中學教育的人一樣,必須在高二做出選擇,成為一腳踏進理組的學生,但從小到大在各種性向測驗中,我一直是理性與感性各半的人,每次測驗的結果都是「文理都可以」。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除了先天性格之外,還受到家庭背景、求學經歷和自身興趣的影響。

大約80年前,我的外公林鐘隸先生在日本上市公司兼松株式會社擔任經理,待在日本很長一段時間,後來回到台灣,也持續與日本往來,投入台灣、山東和日本三地間的遠洋漁業生意。

1984年,他響應台灣政府和美國一起發展半導體的政策,拿出一筆資金成立矽品集團。所以我外公一直以來都只會講台語、日文和山東話,他是聽不懂國語的,外婆也是完全不會講國語,但日文超強的狀態。

(本文出自《AI世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
外公的日本背景自然影響到我媽媽。媽媽是很日式的人,守紀律、要求準時、愛乾淨,一切都要有秩序和有條理,我是沒那麼嚴重,但多少有點「龜毛」(東西沒對齊我會渾身不對勁,平常花很多時間調整簡報排版),所以在長大的過程中,日式教育對我的影響是滿深遠的。

文化衝擊可以打開世界觀

大學畢業後去美國念書,我又陷入另外一個極端裡。儘管小時候曾經去美國玩過,但我第一次感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就是去美國攻讀碩士的時候。當時我在史丹佛大學念書,不只是課堂制度完全不一樣,西方師生互動的方式也和過往經歷不同。

台灣人非常尊敬師長,會說老師、教授、醫師好,有下對上的感覺,但我的外國同學是「水平式」對待師長,會直接叫老師的名字,比如說老師的名字是麥克,同學有什麼疑問就會說:「麥克,我有個問題!」老師也不覺得這有什麼。

但對我來說這就很顛覆,因為我們從來不會直呼爸爸、媽媽、老師的名字,美國人卻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在成年之後就是平等的,沒有誰需要依賴誰,稱呼上自然不受拘束。

拿到碩士學位、加入Google,開始投入一些專案後,衝擊又更直接了。

我和來自全世界的人合作,尤其網路科技公司在當紅的狀態之下,一切都講求快速,美式作風又更強烈,同事間的對話都很粗暴,「不要」、「你做的不對」、「我今天不想看到你」這些東方人聽來不客氣的話他們都會直說,但同事並非對你有惡意,他們只是就事論事,希望快速解決問題。

(本文出自《AI世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作者:程世嘉,蕭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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