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朋克:以太坊時代對公共物品的重新認識

發表於 2022-03-12 23:00 作者: 區塊鏈情報速遞pro

  太陽朋克:以太坊時代對公共物品的重新認識 元宇宙特攻隊 剛剛 賽博朋克 = 高科技,低生活

  賽博朋克(Cyberpunk)是一種科幻小說流派,最早出現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新浪潮科幻小說運動中,並在 80 年代隨着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銀翼殺手》等電影和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法師》等小說的出現而繼續流行。即使在今天,它也可能是流行文化中對我們的技術未來最主要的描述,並經常被描繪成酷的、反叛的和反文化的。但賽博朋克所描繪的形象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殘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巨無霸企業盤踞在可怕的建築中,聳立在被污染的灰色天空中;人類生活在可能被稱爲資本主義的反烏托邦裏。盡管我們經常被它的想法所迷惑,但賽博朋克社會在技術上是先進的,但功能卻高度失調。

  加密朋克 = 高科技,中生活

  加密朋克運動與賽博朋克思想有着密切的精神聯系,它產生於 80 年代末,並在 90 年代的早期互聯網時代繼續流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它提供了一個更好的,但仍然有限的觀點,即技術可以給我們帶來的可能性,作爲個人與日益強大的(盡管不是不現實的)全球監控國家作鬥爭。

  像埃裏克·休斯(Eric Hughes)這樣的活動家主要爲一個世界而奮鬥,在這個世界裏,強大的密碼學將讓系統增強隱私和個人自主性,從而讓我們可以自由和不受幹擾地生活。

  太陽朋克 = 高科技,高生活

  在 2000 年,一個關於未來世界的更廣泛的概念开始形成:太陽朋克(Solarpunk)。雖然太陽朋克最初是一個專注於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續技術的小衆環境運動,但它後來發展成爲一個關於共同建立一個樂觀的未來的全球對話的關鍵部分;一個再生的,專注於人類與我們周圍的世界一起繁榮的,而不是與之對立。

  從根本上說,賽博朋克關注的是我們應該遠離什么(反烏托邦式的巨無霸企業、腐敗的政府和逐漸消失的叛軍聯盟),而太陽朋克則提供了一個我們可能想要走向的愿景。它強調技術和環境之間的深度融合,而不是分離,以及友好的保護、自我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包容,即使是對那些沒有能力的人。就未來而言,對於一個以人類集體繁榮和地方可持續發展爲中心的未來,我們很難不感到興奮。

  太陽朋克提供了一個新的开始

  但我們不妨問問自己:爲什么這些運動真的很重要?特別是,爲什么它們對我們在 Web3 中所做的事情很重要?簡單來說,我們告訴自己的敘事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存在的理由,反過來也影響了我們在世界上的行爲方式。正如瓊·迪迪安(Joan Didion)的名言,「我們爲自己講故事,是爲了生活。」

  但正如亞當·柯蒂斯(Adam Cutis)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有時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實際上並不屬於我們自己。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機構或算法所困,陷入不能改善我們福祉的敘事中,而不是被我們自己集體創造的敘事所賦能。我們必須仔細和有意地選擇我們想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敘事,一起把自己從幾個世紀以來的集體陰謀中解放出來。在太陽朋克的情境下,我們告訴自己的敘事可以給我們帶來深刻的希望和代理,以建立我們希望看到的未來,探索技術在其中可能發揮的作用,以及集體協同,而不僅僅是作爲個人。

  除了它所描繪的再生世界之外,太陽朋克還可以被認爲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謝林點,尤其是對於我們 Web3 的人來說。我們中許多人都在努力想辦法擺脫歷史權力結構的包袱,或者至少更好地檢查歷史權力結構,無論這些權力結構是以政府、公司的形式存在,還是其他不太明顯的力量,比如經濟,它本身就是一個共同的敘事結構;一個集體幻象。現在,我們中的許多人正在獨立地做這件事,沒有一個統一的愿景或方法。

  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研究爲什么現代民族國家(另一種類型的敘事,只存在了幾百年)與傳統的本土實踐相比,迅速成爲政治和社會協調的同義詞。其他人可能會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著作中找到靈感,他認爲我們對持續增長和經濟優化的追求,而不強調地方或歷史背景,造成了功能紊亂的市場社會。我們可以探索伊萬·伊裏奇(Ivan Illich)的著作,以便更廣泛地了解像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以及像成績這樣的衡量標准)是如何成爲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替身的。

  太陽對人類繁榮的前瞻性關注爲在社會和機構權力的交匯處探索所有這些話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並爲我們提供空間來觀察我們可能在圍繞着我們可以與彼此的聯系的哪裏建立了不必要的牆。

  其他世界是可能的

  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政治和社會協調的特定替代模式可以在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的作品中找到,她因對公地管理的研究而在 2009 年獲得諾貝爾獎。在高層次上,這種做法可以被認爲是對國家或市場管理資源的一種替代。相反,它研究了一個用戶社區以一種更加公共的、互惠的方式自我管理其創造的資源可能是什么樣子。

  奧斯特羅姆研究了包括尼泊爾、西班牙、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玻利維亞、瑞典和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灌溉、漁業和森林使用方面的安排。通過將理性選擇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的見解具體應用於生態保護,奧斯特羅姆的工作表明,「地方財產可以由地方公地成功管理,而不需要中央當局的任何監管或私有化。」

  她的著作值得全文閱讀,而我們對她著名的八項原則總結如下:

  •   在社區和資源之間設定明確的界限;

  •   與直接的利益相關者一起,在當地制定規則;

  •   爲更新規則提出明確的參與性程序;

  •   一旦制定了規則,就要建立問責制;

  •   應用漸進式的社會制裁來解決衝突;

  •   確保衝突解決方案是非正式的、可利用的和低成本的;

  •   如果需要,確保你的規則不受上級地區當局的阻礙;

  •   繼續以這種方式嵌套規則,直到每個人都保持一致。

  •   雖然這些原則大部分對我們 Web3 的人來說可能是顯而易見的,但即使在十多年後,在西方社會的大部分地區,看到這些概念以非等級的方式實施也是不常見的。

      另一種選擇,這次是與公司形成對比,可以在《羅奇代爾原則》中找到,這是一套在 19 世紀英國創建的合作社運作的理念。這些原則今天仍被世界各地的合作社積極採用。概括來說:

    •   建立自愿、开放的會員制;

    •   建立參與式決策程序;

    •   確保每個人都有參與遊戲的權利;

    •   在所有安排中允許成員自主;

    •   進行教育和宣傳,以確保成員平等參與;

    •   與其他合作社建立網絡;

    •   爲社區產生正向的外部效應。

    •   這兩個例子都爲我們提供了靈感,讓我們可以利用其他久經考驗但較少採用的工具,來調整我們如何治理自己的標准模式。如果我們保持樂觀並共同努力,也許我們終究可以避免在賽博朋克媒體中呈現的巨型國家與賽博朋克活動家的二元對立。

        我們能擺脫公地的悲劇嗎?

        簡單地說,公地或基於方法的合作社所面臨的一個挑战是,關系是復雜的,而且隨着團體規模的擴大,關系會變得更加復雜。雖然幾十個人的公社往往運行順利,但當我們接近「社交鄧巴數」時,衝突的幾率越來越大,鄧巴數是平均每個人能夠維持 150 個密切關系的理論最大值。

        從網絡增長的角度來看,根據梅特卡夫定律,兩個人的小組只能建立一個連接,但 5 個人可以建立 10 個連接,12 個人可以建立 60 個。當一個社區是小的、本地的和嵌套的時候,治理是一回事,但我們在現代文明的規模上的關系是大的和蔓延的。那么,當我們的公共資源達到全球規模時會發生什么?

        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是每個人都拿出一點來,簡單地一起工作 —— 但如果沒有一個協調機制來確保每個人的貢獻,他們往往不會這樣做。這被恰當地稱爲公地的悲劇。雖然,正如奧斯特羅姆批判性地顯示,它是可以避免的,但它仍然是今天我們所有人的一個主要挑战(無論是由於規模、文化還是人性的原因,仍然很難說)。

        Web3 中正在建立的再生經濟工具,包括「dweb(去中心化萬維網)」技術,是解決這些全球協調問題的一個有前景的方案。再生經濟工具是太陽朋克。但從根本上說,沒有任何工具是完美的,我們必須選擇,不僅要關注正確的問題,而且要繼續對潛在的解決方案進行迭代,直到我們擁有可能的最佳解決方案。把握好這一點關系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但是,要做好這一點,我們需要抵制守舊主義。雖然對新工具持批評態度很重要(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我們塑造了我們的工具,此後我們的工具又塑造了我們」),但我們首先必須保持樂觀,認識到我們都有能力奪回對腐敗機構的控制權,集體設計新的框架和機制來取代它們,並利用新合作貨幣的力量來資助我們的努力。

        重新定義公共產品

        可以說,要修改的最關鍵框架之一是公共物品的傳統概念。經濟學概論中的公共物品有兩個不可改變的特徵:它是非排他性的(意味着不能阻止任何人使用該物品)和非競爭性的(意味着一個人的享受不會減少另一個人的享受)。這通常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物品,因爲企業沒有動力去解決「免費搭車」的問題(爲什么要爲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阻止你使用的物品付費)。

    •   不同類型商品分類的一些傳統例子

    •   正如勞拉·洛蒂(Laura Lotti)、薩姆·哈特(Sam Hart)和托比·肖林(Toby Shorin)在《正和世界:重塑公共物品》中所說,「要創造一個雄偉而平等的社會,需要對公共物品有更廣闊的視野,而不是僅僅用經濟學就能想象到的。」我們必須深入思考什么是 Web3 中的公共物品,然後思考我們可能建立的工具,因爲分類並不那么容易辨別。例如,开源代碼被廣泛認爲是一種公共物品。但是开發者呢?作爲創造基礎設施的人,他們是否也應該被視爲(和被資助的)公共物品?或者是共同物品,因爲他們是有限的?

        對什么是公共產品進行批判性但又樂觀的思考,將讓我們能夠解決過去一直困擾公共產品籌資的「免費搭車」問題。我們越是清楚,就越容易決定哪些項目值得資助。

        上述標准框架之外的一個框架已經被 Gitcoin 和 ENS 等團隊所應用:

        軸 1 是市場失敗,表示從項目中獲取任何經濟價值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就是說,你在市場失靈軸上的位置越高,就越難將其貨幣化)。

        軸 2 是項目爲社區提供的價值(捐贈/資助金額由項目在這兩個軸上的位置決定)。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如果我們不僅考慮公共產品對特定社區的價值,而且考慮它對其他社區產生的正外部性,會發生什么。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想象俱樂部或公地如何能夠作爲真正的公共產品的生成器功能。

        考慮將开源軟件作爲一個真正的全球公共產品的例子(在大多數情況下,而且越來越多,任何人都應該能夠訪問和使用它)。盡管例如以太坊可能主要是對維護網絡安全的通證持有者負責,但產生的代碼對每個人都是公开的,永遠的,並且可以成爲其他項目的基礎。事實上,我們已經在基於 EVM(以太坊虛擬機)的鏈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這一點。

        促進社會進步的工具

        以下是 Web3 中的一些實際例子,這些項目可以幫助我們達到一個更加太陽朋克的未來,其中許多項目是通過其他項目產生的正外部性來維持的,而所有這些項目又反過來創造它們自己的正外部性:

        ENS 的數字籤名和在线身份幫助我們在網上創建可持續的、獨立的(和相互依賴的)實體;

        OPtimism 的追溯性公共產品資助允許對开源項目進行與它們在過去產生的價值相稱的獎勵;

        像 Gitcoin 這樣的項目所建立的二次方資助,使社區能夠以多元化的方式表明他們對公共產品的支持,並共同資助公共產品,這既是利他主義的(支持公共產品本身),也是工具性的(支持他們自己生態系統中的產品,反過來通過一輪輪資助爲更廣泛的开源軟件提供資金)原因;

        像 Gnosis Guild 這樣的模塊化治理工具,可以幫助受資助的項目以分形方式治理和維持自己。

        以太坊是太陽朋克,但前提是我們選擇它

        Web3 並不只是營銷炒作和騙局,但如果我們不謹慎,它很容易落得如此下場,而不是成爲一個有意義的社會變革工具。技術不一定要與我們的環境,或與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對立。特別是以太坊,它不受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的束縛,可以作爲一個全球協調的底層,爲一個破碎的世界建立新機制。

        但正如我們多次說過的,這是我們必須主動選擇的工作,它不會自己發生,事實上,如果任由我們自己決定,我們可能會反對它。讓我們利用我們講述的故事,以及我們建立的再生經濟體系來推動我們自己產生我們所尋求的正外部性。歸根結底,這都是協調。

標題:太陽朋克:以太坊時代對公共物品的重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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