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團籲最低工資漲逾4％ 學者反指3%即可：仍有50萬低薪族不受惠
發表於 2024-09-04 00:00 作者： 區塊鏈情報速遞pro
勞動部明（4）日召開最低工資審議會，各界對於明年的月薪、時薪調幅看法不一。其中全國產業總工會認為，參照經濟成長年增率（GDP）、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最低工資漲逾4％才會「有感」。不過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李健鴻接受《NOWnews今日新聞》記者電訪表示，參照往年慣例，最低工資漲幅維持3%到4%即可。他也坦言，仍有50萬至60萬的低薪勞工不因最低工資變化有所受惠。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全產總表示，因應經濟成長、物價上漲，調升最低工資毫無疑義，重點在於調幅多少，而依主計總處最新經濟成長年增率（GDP）預測值為3.9%，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為2.17%，且據過往協商基本工資「CPI 年增率全數反映、經濟成長率勞資共享」的原則，得出最低工資調幅至少4.12%，因此最低工資漲逾4％才「有感」，但這只是帶動整體薪資上漲基本的措施，希望政府提出具體有效措施，扭轉台灣低薪趨勢。
全產總總理事長戴國榮表示「最低工資調幅是展現政府抵抗低薪的指標性動作」，漲逾4%有理有據，超過4％多少則是展現政府對抗低薪、改善勞動環境的決心與態度，「大家都睜大眼睛在看。」
▲前總統蔡英文任內最低（基本）工資變化一覽表。（圖／NOWnews製圖中心）
如若最低工資僅小調，平均薪資如何大調？戴國榮指出，企業經營力求獲取「最大利益」無可厚非，但當「企業愈來愈賺錢，勞工卻越忙越窮」，也將帶來貧富兩極、社會不安的惡果，最終影響經濟成長，因此呼籲政府應堅守社會正義與經濟共享原則，調高最低工資、推升整體薪資成長，企業家們則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透過調薪來照顧員工生計與激勵員工提升生產效能，才能形成穩健成長的正循環。
戴國榮提到，根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低薪族標準，薪資中位數乘以3分之2以下就屬低薪族，換言之台灣勞工月薪低於2萬8778元就屬低薪族，對照現行基本工資2萬7470元，讓台灣長期處在「低薪國家」行列，如何扭轉台灣勞工低薪趨勢應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因此《最低工資法》上路元年的最低工資審議會，首次決定最低工資原則、作法具有指標意義，期待今年起不再重蹈過去勞資雙方喊價式調整的覆轍， 「審議會如能確實依據遊戲規則調整最低工資，則宣告國內『社會對話』的新時代已經到來」。
李健鴻表示，全產總透過「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 」加上2分之1的「經濟成長年增率（GDP）」，得出明年最低工資的調幅落在4.12%，過往確實有過以此推導薪資漲幅的先例，不過據他所知目前全球包括馬來西亞、哥斯大黎加等4個開發中國家才在利用公式，似乎「沒有一個先進國家要用公式討論最低工資增長幅度」，如果要用公式，也該在法律當中明文規定，再由勞動部直接照此運算得出結果，就也不必再設最低工資審議會，「難免不符現行制度，也與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存在矛盾」。
針對最低（基本）工資調幅，李健鴻坦言，每年討論相關話題「勞工團體當然希望越高越好，僱主團體都希望越低越好」，資方接受CPI作為應參採指標，但也不太同意其他得參採指標成為影響調幅結果的因素，勞方則是希望除了CPI以外，影響調幅因素越多越好，假設各有7席的勞資代表都持相反態度，4席政府代表的意見就會成為左右結果的關鍵。他也認為，過往前總統蔡英文任期8年內之所以每年調升基本工資，政府代表的意見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於目前仍是相同的政黨執政，「我認為明年最低工資調幅，應該也是維持3%到4%」。
另一方面，李健鴻指出，受惠調升最低工資的勞工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本來收入即為最低工資，一種則是收入高於最低工資1000元至2000元左右，還有一種則是有違現行法律，收入低於最低工資，3者多為從事基層行業的勞工，包括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製造業當中的傳統產業、運輸倉儲業，但非台灣多數行業的情況，正因如此，多數民眾才對往年政府調升基本（最低）工資的無感。
李健鴻提到，目前我國政府沒有一個明確劃分何謂低薪族群的標準，主要是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中位數的統計資料參照國際標準判定，其中2022年的台灣勞工的低薪標準是低於月收2萬8778元，估算在台灣約有128萬5000人，主要從事零售服務業、行政支援服務業、低階技術業，「然而政府調高最低工資，直接受惠的就是月收剛好等於、略高最低工資的族群，2者人數約有60萬至80萬以上，由此可見，還有約50萬至60萬的勞工不會受惠調漲最低工資」。
政府調整最低工資有望成為改善缺工的拉力？李健鴻表示，勞動部每年調查有約30%左右的畢業生由於各種原因不會去找工作，這個數據也未因為最低（基本）工資調升多年而有太大的變化，因此他認為對於時下待解的缺工問題，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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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產總總理事長戴國榮表示「最低工資調幅是展現政府抵抗低薪的指標性動作」，漲逾4%有理有據，超過4％多少則是展現政府對抗低薪、改善勞動環境的決心與態度，「大家都睜大眼睛在看。」
如若最低工資僅小調，平均薪資如何大調？戴國榮指出，企業經營力求獲取「最大利益」無可厚非，但當「企業愈來愈賺錢，勞工卻越忙越窮」，也將帶來貧富兩極、社會不安的惡果，最終影響經濟成長，因此呼籲政府應堅守社會正義與經濟共享原則，調高最低工資、推升整體薪資成長，企業家們則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透過調薪來照顧員工生計與激勵員工提升生產效能，才能形成穩健成長的正循環。
戴國榮提到，根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低薪族標準，薪資中位數乘以3分之2以下就屬低薪族，換言之台灣勞工月薪低於2萬8778元就屬低薪族，對照現行基本工資2萬7470元，讓台灣長期處在「低薪國家」行列，如何扭轉台灣勞工低薪趨勢應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因此《最低工資法》上路元年的最低工資審議會，首次決定最低工資原則、作法具有指標意義，期待今年起不再重蹈過去勞資雙方喊價式調整的覆轍， 「審議會如能確實依據遊戲規則調整最低工資，則宣告國內『社會對話』的新時代已經到來」。
李健鴻表示，全產總透過「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 」加上2分之1的「經濟成長年增率（GDP）」，得出明年最低工資的調幅落在4.12%，過往確實有過以此推導薪資漲幅的先例，不過據他所知目前全球包括馬來西亞、哥斯大黎加等4個開發中國家才在利用公式，似乎「沒有一個先進國家要用公式討論最低工資增長幅度」，如果要用公式，也該在法律當中明文規定，再由勞動部直接照此運算得出結果，就也不必再設最低工資審議會，「難免不符現行制度，也與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存在矛盾」。
針對最低（基本）工資調幅，李健鴻坦言，每年討論相關話題「勞工團體當然希望越高越好，僱主團體都希望越低越好」，資方接受CPI作為應參採指標，但也不太同意其他得參採指標成為影響調幅結果的因素，勞方則是希望除了CPI以外，影響調幅因素越多越好，假設各有7席的勞資代表都持相反態度，4席政府代表的意見就會成為左右結果的關鍵。他也認為，過往前總統蔡英文任期8年內之所以每年調升基本工資，政府代表的意見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於目前仍是相同的政黨執政，「我認為明年最低工資調幅，應該也是維持3%到4%」。
另一方面，李健鴻指出，受惠調升最低工資的勞工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本來收入即為最低工資，一種則是收入高於最低工資1000元至2000元左右，還有一種則是有違現行法律，收入低於最低工資，3者多為從事基層行業的勞工，包括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製造業當中的傳統產業、運輸倉儲業，但非台灣多數行業的情況，正因如此，多數民眾才對往年政府調升基本（最低）工資的無感。
李健鴻提到，目前我國政府沒有一個明確劃分何謂低薪族群的標準，主要是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中位數的統計資料參照國際標準判定，其中2022年的台灣勞工的低薪標準是低於月收2萬8778元，估算在台灣約有128萬5000人，主要從事零售服務業、行政支援服務業、低階技術業，「然而政府調高最低工資，直接受惠的就是月收剛好等於、略高最低工資的族群，2者人數約有60萬至80萬以上，由此可見，還有約50萬至60萬的勞工不會受惠調漲最低工資」。
政府調整最低工資有望成為改善缺工的拉力？李健鴻表示，勞動部每年調查有約30%左右的畢業生由於各種原因不會去找工作，這個數據也未因為最低（基本）工資調升多年而有太大的變化，因此他認為對於時下待解的缺工問題，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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