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用金錢衡量大學學位的價值。大學畢業生的收入約比高中畢業生多五○％，比高中輟學生多出八○％。但這些平均數掩蓋了巨大的差異，這一點所有人都不會感到意外。有些大學畢業生賺的錢比其他同等資歷的大學畢業生多得多，這些差異部分是運氣問題，有些孩子可能在量化基金公司找到高薪工作，有些人卻與機會失之交臂。有人可能在即將成為下一個臉書的公司找到工作；另一個人則可能在即將成為下一個Pets.com 的公司找到工作(除非你還記得一九九○年代末的網際網路泡沫，否則你可能從未聽過Pets.com)。有些學生有幸在經濟繁榮時期畢業，有些學生則在經濟衰退時期畢業。

這個問題有一個類似保險的解決方案：有人願意先代為支付學費，條件是在學生畢業後的前十年，要繳付部分收入。支付學費的人或組織要承擔就業市場成功或失敗的風險，但如果風險分散到足夠多的學生客戶身上，最終應該能平均分攤，這被稱為收入分配協議(Income-Share Agreement)，這個想法的知識根源可追溯至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他在一九五五年首次提出這個概念。

你可以把傅利曼的建議視為一種保險，以免將來收入不高，要面臨無法負擔債務的困擾和痛苦。這將未來低收入的風險轉嫁給財力雄厚的機構，這些機構可能希望從表現意外好的客戶帶來的額外利潤中，彌補意外低收入客戶的損失。

然而，這種作法從未廣泛地流行起來。

正如你所猜想的，選擇問題無疑是傅利曼的想法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你可能會認為，如果有人能克服私有訊息的問題，那肯定是學校自己。學校的確非常了解它們的學生，如果它們無法獨立解決這個問題，也可以與營利性企業合作，學校在經濟上有很大的動力找到繞過選擇問題的巧妙方法。經濟肯定是激勵許多人嘗試的原因，但他們對選擇問題仍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