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TM富拓：東京灣區應對美日貿易战的經驗與啓示

發表於 2023-01-18 07:08 作者： 區塊鏈情報速遞pro

FXTM富拓 　　東京灣區應對美日貿易战的經驗與啓示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系列之6

　　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李奇霖

　　聯訊證券首席宏觀研究員  張德禮

　　（微信：zhdeli1019）

　　聯訊證券宏觀研究員  王婧瑤

　　（微信：yaoyao920305）

　　上世紀美日貿易战持續了三十余年，東京灣區作爲佔全日本GDP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區，深受影響。全日本和東京灣區如何應對，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對同樣具有很明顯外向型經濟特徵的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具有很強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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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貿易战的背景、進程和結果

　　（一）美日貿易战的背景

　　二战後日本經濟开始崛起，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後，日本經濟更是進入高速發展期。日本人均GDP從1960年的479美元，快速增長到1978年的8822美元，18年間增長了17.4倍。同期日本人均GDP佔美國人均GDP的比例，也從15.9%提高到83.5%。日本經濟如此迅速的崛起，引起了美國的關注和恐慌。

　　作爲外向型經濟體，日本經濟快速崛起，和積累了巨額貿易順差有關，而當時日本又是美國的最大逆差貢獻國。僅在1980年到1986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就從70.0億美元飆升到521.6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的貿易逆差也在快速擴大，從1980年的194億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1517億美元，復合增長率高達34.1%。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佔美國總貿易逆差的比例多數年份在40%左右，甚至有些年份高達80%。

　　在很多行業上，日本極具競爭力，在技術和市場佔有率方面都超過了美國。比如汽車是美國的優勢產業，但1980年日本汽車產量首次突破700萬輛，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也從1960年的0上升到1981年的20.1%，成爲美國最大的汽車進口國。日本鋼鐵在美國鋼鐵進口的比重，也從1950年的5%提高到1968年的50%以上。再比如在低端的紡織品業上，日本紡織品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也從1951年的17.7%上升到1955年的60.0%以上，並在1957年成爲世界第一大紡織品出口國。（二）美日貿易战的進程美國將自身的貿易逆差問題一味地歸結爲日本，拒絕在多邊框架內解決貿易失衡，反而利用自身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強迫日本擴大國內市場、降低貿易壁壘，甚至要求日本限制出口等。在美日貿易战中，美國常用的手段包括加徵進口稅、反傾銷、徵收懲罰性關稅、“301條款”等。

FXTM富拓 　　美日兩國經貿關系，從出現摩擦到矛盾全面激化，共經歷了三十余年的時間。上世紀50年代，兩國开始在紡織品領域發生貿易摩擦，此後鋼鐵、彩電、汽車、半導體、電信等行業相繼受到波及。一系列的貿易爭端，皆以日本被迫限制對美出口或價格保護調控而告終。1989年，美國啓動了超級301條款針對日本全行業，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國內市場，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如迫使日本承諾增加公共投資开支、修改不利於外企的法律、對日本商品價格开展調查等。最終兩國籤訂了“美日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 ，日本廢除了阻礙外國企業進入日本市場的《大店法》。

　　美國在使用貿易制裁、加徵關稅等手段的同時，還將本國貿易逆差的快速擴張歸因爲美元匯率高估。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達成廣場協議，五國政府聯合幹預外匯市場，引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廣場協議生效後，日元對美元不斷升值，從1985年初的250:1一路升值到1994年左右的100:1，日元升值削弱了日本出口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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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美日貿易战的結果鑑於日美特殊的政治和經濟關系，日本採取步步退讓的“軟抵抗”战略，美國一直佔據着主導地位，日本被迫籤訂“自愿出口限制”。爲了應對，日本採取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最終導致資產泡沫積聚和破滅。自愿出口限制（VER）是指出口國家或地區在進口國的要求或壓力下，自愿規定一定時期內某些商品的出口數量或出口金額，以避免進口國採取更嚴厲的進口限制措施。盡管名義上是出口國自愿承擔的單方面責任，但實質上是迫於進口國的壓力而做出的限制行爲。日美貿易战中所籤訂的“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美日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美日汽車及零部件貿易協議”均屬於自愿出口限制協議，包括了提高產品價格、限制進口數量或進口監督等方面內容。但從貿易余額來看，相關的“自愿出口限制”協議，效果並不顯著，而且都只是短期起作用，中長期來看都呈現恢復、擴大的趨勢。1979年到1981年，持續三年的美日汽車貿易談判後，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僅僅是在1981年小幅下滑。1985年到1990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的下滑，主要原因是“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和1989年美國啓動超級301條款。但1991年後，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再度回升。1994年美國再次啓動超級301條款對日本進行貿易制裁，但這一條款的效用也只有兩年，1996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又开始回升。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高點在2006年，2008年金融危機後又有所恢復，但並沒有超過前期高點。主要原因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擠佔了日本的出口份額。

　　可以說，即使是日本被迫籤署一系列自愿出口限制協議，但其實並沒有因此“傷筋動骨”。那么，真正導致日本增長放緩的原因是什么呢？經濟學界普遍認爲貨幣政策從極度寬松到收緊，由此產生的泡沫和泡沫破滅，是日本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廣場協議”後的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短短一年時間內日本央行連續5次降息，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日本股市和房價大漲。1989年到1990年日本貨幣政策又轉向緊縮，將利率從2%上調4.25%，膨脹的資產泡沫开始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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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貿易战中日方的應對和改革舉措美日貿易战以日本的失敗而告終，和其採取的錯誤貨幣政策、美日不對等的政治關系和世界政治格局有很大關系。但這幾十年的貿易战中，在美國貿易制裁的倒逼下，日本推進了多方面改革來應對，也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可以說美日貿易战一定程度上讓日本化壓力爲動力，成爲推動改革的契機。（一）技術更新和產業升級技術更新和產業升級是應對貿易摩擦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無論是對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東京灣區，還是當今的中國和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准則都有效。美日貿易战打響後，日本加快了技術更新和產業升級的步伐。1980年3月，日本通商產業省發布了《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展望》文件，首次明確了“技術立國”的方針，產業重點也隨之從技術引進和加工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在上世紀末，日本又進一步將這一方針升級爲“科技創新立國”战略。

　　政府還在財稅、金融方面採取了多種措施。財稅方面，新設了“基礎技術研究开發促進稅制”和“中小企業技術基礎強化稅制”。金融方面，日本开發銀行等按照“技術振興融資制度”實施低利率融資，這對促進民間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研發費用出現快速增長。1960年日本研發經費爲2666億日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6%，而2010年日本研發經費合計17.1萬億日元，佔GDP的3.6%，五十年間，研發經費增長了六十余倍。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日本的研發經費佔GDP比例，持續高於主要國家，直到近年被韓國反超位居第二。

　　持續的研發投入，增強了日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受美日貿易战影響較大的半導體和汽車這兩個行業爲例。半導體行業中，美國要求對日本產品進行最低價格限制，這使日本產品失去了價格優勢，還要求日本提高外國產半導體產品在日本國內市場所佔份額達到20%。汽車行業中，美國要求日本增加從美國進口的汽車零部件，就知識產權問題向日本企業提出了高額的侵權賠償要求等。但從貿易收支情況來看，上世紀90年代日本在這兩個行業上一直保持着較強競爭力，汽車產業進入21世紀後貿易盈余還進一步擴大。電子產業的貿易盈余1995年後开始停止增長，但原因主要是中國台灣和韓國的電子產品崛起，而非美日貿易战。

　　那么，爲什么在美國對日本進行如此圍追堵截的貿易战中，摩擦最爲集中的電子行業和汽車行業卻能夠繼續逆勢發展呢？從日本的經驗看，在先進制造業想要佔據優勢，就必須擁有屬於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與此同時還要加大研發提升硬實力。以汽車行業爲例。日本汽車將其成本低、省油的優勢發揮至極，利用石油危機打出了屬於自己的天下，1990年豐田汽車還憑借著名的高效生產管理系統壓倒了通用。日本汽車行業的創新能力和產品質量，也遠高於美國，前輪驅動、四缸發動機、回轉發動機、輻射輪胎、圓盤剎車、後窗除霧器、安全帶、防曬車頂以及五級變速等技術都是日本率先採用或率先成爲標准設備的。在傳統的紡織業上，也是如此。战後很長一段時間，紡織業都在日本對外出口中佔據着重要位置。1953年日本紡織市場蕭條，產品庫存大量積壓，棉織品價格大幅低於國際市場價格，於是向美國市場大量出口，對美國紡織服裝業造成嚴重威脅。1955年日本棉紡織品對美國出口額較上年增長了1.9倍，其中二次棉紡制品出口增加3.9倍、女棉襯衫出口增加20倍，甚至出現了“1美元女士襯衫”事件，引起美國企業不滿，要求美國政府對日本紡織品出口進行限制。自此，關於紡織品行業的美日貿易爭端开始激化，並持續了二十余年之久，直到1972年日本選擇自愿限制出口。此後，盡管此時日本紡織品已經成爲了夕陽產業，美國依然沒有放松其控制，日美紡織品爭端仍時有發生，例如1983年10月美國政府認爲日本出口的聚酯長纖維具有傾銷嫌疑，迫使其實行出口自主限制。

　　爲緩解美日貿易战衝擊，日本企業也推動技術升級，引進合成纖維進行技術改造。鐘紡公司、帝人公司、吳羽紡分別引進意大利、美國和德國技術進行尼龍技術改造，東人公司和帝人公司則進行聚酯系纖維技術改造。日本通商產業省也以此爲契機，通過行政手段，組織紡織企業對落後產能限時限產或關停並轉經營效益差的企業降低產能，通過《特定產業穩定臨時措施法》、《特定行業離職員工臨時措施法》等法律，將多余勞動力和資本要素轉移到需要扶持的行業。對於中小科技企業，日本和東京灣區的技術更新、換代相關經驗也同樣值得借鑑。第一，大多數企業十分看重研發，甚至很多小型企業的研發支出也相當大。那些在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相對受限的小型企業一般會選擇從細微處入手，在原有技術上進行改良。盡管在技術开發方面入手點十分微小，但是挖掘的深度卻很卓越，力求產品盡善盡美，因此產品獨特性較強、重復度較低。第二，盡可能地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高密度集中研發，對每一個小課題逐一攻破。第三，關注邊緣技術、邊緣產品，邊緣產品、邊緣技術的空子，把不同技術要素進行組合創造。從產業結構上看，日本也從以工業爲主轉向以服務業爲主。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等使日本的生產成本變高，與此同時中國开始實行改革开放，勞動力競爭優勢明顯，與日本制造業展开競爭。因此，日本經濟开始逐漸轉型，從出口導向型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從日本的三大產業增加值佔GDP比例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地位穩步提升，其佔比從1970年的52.07%提升到2017年的69.12%。對東京灣區而言，服務業所佔比重更高，1970年東京灣區的第二產業佔比約四成，到2005年已下降至13%左右，而第三產業GDP則佔到了89%，高於日本全國平均水平。

　　（二）實施工業分散战略，各區域分工明確東京從上世紀6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就开始實施“工業分散”战略。將一般制造業外遷，機械、電器等工業逐漸從東京的中心城區遷移至橫濱市、川崎市，進而發展和形成爲京濱、京葉兩大產業聚集帶和工業區。

　　東京的中心城區強化了高端服務功能，重點布局了高附加值、高成長性的對外貿易、金融服務、精密機械、高新技術等高端產業，全日本30%以上的銀行總部、50%銷售額超過100億日元的大公司總部都設在東京。東京都市圈外部的京濱、京葉工業區成爲了東京都市圈產業的研發中心。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正分別向環抱東京灣的兩側延伸，這種臨海大規模的設計布局，做到了高效率的大進大出，將工業地帶與東京主要城區大體量人口進行了一定的隔離，又與在腹地東京的金融、總部、研發等功能緊密互動。其強大的制造業、發達的交通網絡、明確的區域分工、健全的創新體系，爲企業發展提供了絕佳的發展環境。目前，這兩大區域以汽車、精密機牀、電子產品、鋼鐵、石油化工、印刷出版等產業爲主，其經濟總量佔全日本的四分之一以上。因此，“工業分散”战略既解決了東京的過度膨脹問題，又促進了外圍地區工業的發展。而在工業區中又形成了一個個小型的、各中小型企業合作的“工業街區”，以“街道工廠”著稱、採用 “夥伴研究網絡”生產模式的大田區就是最好的案例。大田區位於東京23區的最南端，面積在23個區中位居首位，人口僅次於世田谷區、練馬區位列東京23區中的第三位，在東京灣區中主要扮演制造業的角色。大田區是一個擁有高度加工技術的中小企業聚集、日本乃至世界上都屈指可數的“制造業街區”，它充分利用所聚集的大量在極細分領域具備高精尖技術的中小企業，致力於高科技產品的研究开發。上世紀80年代，大田區制造業企業數量最多時曾超過9000家。此後受美日貿易战、產業升級、經濟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制造業企業不斷減少， 2014年大田區制造業企業數量爲3481家，相比於頂峰時期減少了三分之二左右。

　　由於人口老齡化的日益嚴重和泡沫經濟破滅，在大型企業逐漸將生產網點向海外轉移從而導致訂單減少的環境下，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开發型的中小企業。3500家企業中80%以上的企業爲員工數量不足十人的小型企業，員工數量爲50人以上的企業佔比僅有2.6%。

　　歷經了一系列考驗後，目前大田區存活下來的大多數企業屬於規模“小而精”、技術“細而尖”。這些企業與大田區內部的其他企業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共同研發生產，這種諸多中小企業在超近距離的環境下構建生產網絡的生產方式被稱之爲“夥伴合作”。大田區內的工廠各有專長，各中小企業只需要專注於細分領域並不斷提升研發生產水平即可，擁有各種加工技術的工廠聚集一堂構建出“夥伴合作網絡”的合作生產體制。

　　以大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夥伴合作網絡項目——“下町有舵雪橇”項目爲例。“下町有舵雪橇”項目啓動於2011年，是日本代表性的官產學合作項目。該項目通過和東京都大田區大約100家中小制造業企業的合作，制作了超過150個以上的底盤。雪橇刃的設計和开發由東京大學大學院負責、CFRP（碳纖維增強復合材料）由株式會社東麗?Carbon Magic負責、株式會社空氣解析由Software Cradle（軟件搖籃）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公益財團法人大田區產業振興協會則擔任事務局工作。下町雪橇獲得了巴西運動隊的高度評價。此後，體育廳又向山形大學提出“輪椅教練員”的合作研發請求，並與公益財團法人大田區產業振興協會取得了聯系，“輪椅教練員”由大田區各個町近10家工廠合作研發網絡完成，他們擁有銑牀、車牀、塑料加工等各項專業技術。（三）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推進。第一，從以對美出口爲主的單邊貿易，轉向對全世界出口的多邊貿易體系。日本對美國的出口，長期佔其總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985年到1987年這三年佔比高達近40%。爲了緩解美日貿易战的影響，日本將注意力轉向美國以外的市場。日本政府強烈鼓勵企業積極开拓其它市場，擴大對其它地區的出口。1991年亞洲已取代美國成爲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1992年日本對美國出口960億美元，少於對亞洲的出口總額1200億美元。這改變了日本的貿易格局，大大降低了日本出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第二，加大海外投資，提升研發能力，構建和完善海外供應鏈。爲規避貿易壁壘及利用他國要素資源，上世紀70年代日本开始將生產環節轉移到東亞等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相關國家的低工資特質提高了日本海外建立生產據點的利潤率。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日本企業又充分利用日元升值降低海外投資成本的機會，將資金和生產要素逐步向能夠爲之提供穩定的經營環境和高利潤空間的國家轉移。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統計，1987年到1996年日本共投資海外制造業企業4161家，佔對外投資企業總數的53%。截至1995年，日本制造企業的海外生產比率約爲20%，全制造業部門的海外生產比率也接近10%左右。日本制造業的國際產業轉移，是跨國公司供應鏈在全球範圍的重新配置。通過生產能力的海外轉移，日本也給留在國內的大公司研發和新興產業騰出發展空間。隨着制造業“生產在外，研發在內”生產模式的構建和海外擴張，日本海外供應鏈體系逐漸完善。這種模式不但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空間，還能使日本國內的人力、物力、資金等生產要素更集中於研發，從而开發出更高端的產品。還是以紡織業爲例。美日貿易战後，日本本土服裝制造業規模縮小已是事實，但日本選擇輸出供應鏈中價值較低的制造環節，將服裝企業的低端產能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紡織業低端產能轉移後，日本在先進技術、工藝和設計等方面，依然把握着話語權。與此同時，日本本土紡織企業加大在研發新技術和工藝、服務、營銷、信用度等方面的功夫，致使全世界對日本紡織業貼上了“日本所出必屬精品”的標籤。比如牛仔布，日本企業堅持使用老式日本織布機生產，在染色上非常注重顏色變化，重量和紋質上的創新層出不窮。根據日本新聞社對亞洲各國紡織業的競爭力，盡管中國在價格方面具有明顯競爭優勢，但在產品質量、售後服務、信用度、設計、包裝、新產品开發等方面均處於最後一名，而日本則恰恰相反。

　　（四）提高市場化程度，擴大對外开放在美日貿易战中，美國指責日本市場封閉、流通體系繁雜、交易方式獨特等，使外國企業和產品難以進入。盡管指責背後裹挾的很多要求是霸道無禮的，但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美國對日本的施壓，也推動了日本對外开放和提高市場化程度。雙方籤署了諸多協議，比如1989年的《日美結構性障礙問題協議》、1993年的《日美綜合經濟協議》和1997年的《日美規制緩和協議》等。又比如美方要求日本修建機場、港灣，簡化通關手續以實現進口流程快速化。還比如美國要求日本縮短开辦大型商場手續所需的時間至1年半，增加進口商品的賣場面積等。此外，美國還要求日本改變排他性交易習慣，強化《禁止壟斷法》，要求日本企業取消此前常見的相互持股、形成上下分層和相互協作的商業體系以防止日本企業對外採購的排斥。日本通過1993年到1995年的規制緩和政策、1995年的規制緩和推動計劃和1996年的追加計劃，對日本國內標准認證制度、進口手續簡化與快速通關等方面進行制度性調整，三年間日本共調整措施分別達136、172和102項，其中實質性措施爲84、119和60項。

　　（五）擴大民間消費，提升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美國要求日本改變儲蓄大於投資的現狀，要求日本在10年內增加430萬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並建立靈活的消費信用制度以擴大民間消費。某種意義上來說，美方這一要求對於日本的經濟轉型有重要意義。1985年廣場會議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出面組建了有十七名委員的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詢研究會，稱作“爲實現國際協調的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簡稱經構研。它受中曾根首相之托於1986年4月7日提出了有關未來日本經濟發展方針的報告書，即“爲實現國際協調的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報告書”。由於該報告書是在研究會主持人日本銀行前任總裁前川春雄主持下撰寫的，所以被稱爲“前川報告”。前川報告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推行旨在提高經濟增長率的內需主導型經濟政策，即通過拉動內需，促進消費刺激日本經濟。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必要性在於，如果社會消費能力長期過低會制約第三產業發展, 使經濟增長過於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來拉動, 形成了生產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方式。但美日貿易战中，受打擊最爲嚴重的恰恰是工業制造業，因此爲應战貿易战，擴大內需至關重要，日本採取了以下手段來拉動內需。第一，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日本政府制定的1961—1970年度經濟發展計劃，該計劃要求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2%，十年間使國民收入增長1倍，實現充分就業。該計劃實施的前3年（1961年到1963年），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0.4%，大大超過計劃指標，但同時卻發生了通貨膨脹、公害嚴重等問題。爲糾正計劃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偏差，日本政府相繼制定了《中期經濟計劃》、《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進行修正。1970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均已達到並超過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原定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爲11.6%和11.5%，工礦業生產年平均增長13.9%，人均居民消費开支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4%。盡管如此，這一計劃仍然倍受爭議。這十年裏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78倍，但國民工資實際上只增長 0. 94 倍，並沒有和經濟增長完全同步。收入倍增計劃推出後，出現了劇烈的通貨膨脹，引起民衆恐慌和不安等。第二，推進住房市場完善和城市重建。特別是圍繞大都市圈促進市街地再开發，开闢臨近工作地的居住空間，並促進新住宅型都市的建設，完善城市功能。第三，稅費調整。通過調整所得稅，提高國民可支配所得。通過降低消費稅稅率來鼓勵國民消費。第四，增加闲暇消費時間，減少勞動時間，增加勞動者自由時間，促進“帶薪集中休假”，年勞動時間向歐美先進國家看齊，並且公務員和金融機構率先執行。第五，提高消費的便捷程度，如鼓勵便利店的發展等。便利店等快捷消費形式的興起促進了消費，1974年日本第一家便利店—SevenEleven豐州店誕生。在便利店促進消費的同時，也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和就業機會，如今世界三大便利店品牌（全家、7-11、羅森）均爲日資公司。各種鼓勵消費的政策，取得了成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消費對GDP的拉動率也在逐漸提高。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終端消費佔GDP的比例持續擡升，也與前期的各類鼓勵消費政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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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東京灣區給我們的啓示粵港澳大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相似，都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日本和東京灣區應對美日貿易战的經驗，有諸多值得借鑑的地方。第一，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促進產業升級才是王道。企業必須大力提升科技水平，提高在價值鏈上的分配比例。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制造業企業，應該在產品質量、售後服務、信用度、新產品开發等方面發力，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所出必屬精品”的品牌效應爲導向。中小型企業還應當從細微處入手進行研發，將生產要素集中，採取小而精、細致卻深挖的研發模式。但是，發展科技的同時要注意避免出現所謂的“泡沫技術”等問題。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企業出現很多了“泡沫技術”，即只是給產品增加某些討人喜歡的花樣或一時令人感到新鮮但是卻並不能帶來長期現金流和盈利的商業模式。這些花哨的“泡沫技術”並不是真正的技術升級，沒有實際的進步意義，但卻由於投資者、客戶一時新鮮的追捧導致大量資金流入這些行業而忽略了真正值得投資和發展的尖端科技。近年國內也面臨着這樣的問題，資金湧向這些風口，但最後很多以失敗而告終，共享單車是其中的典型。粵港澳大灣區要在政策、人才、補貼等方面，對科技創新加強正確引導。第二，參考日本“工業分散”战略，使大灣區內部各城市各司其職、分工明確。粵港澳大灣區內部，面臨着突出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的經濟體量和發展成熟度遠高於區內其他7市。香港和廣深兩市的GDP總量均在2萬億元以上，三市合計佔灣區GDP總量的比重高達66%。排名首位的香港GDP總量是排名末位的肇慶市的12倍。2018年深圳進出口總額規模最高是排名末位的肇慶市的119倍。

　　爲解決這一難題，除了依靠政策積極打破重重阻礙和制度壁壘外，還可以參考日本的“工業分散”政策，使大灣區內部各城市各司其職、分工明確、高效協調、發揮長項。還可以將制造業集中的城市，根據自身特點發展成爲類似於大田區的“街道工廠”，在政府、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牽頭下，利用夥伴研發網絡進行研發生產。第三，對外投資構建海外供應鏈時，一定要注意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海外投資。美日貿易战打響後，日本國內民族主義高漲，但這不免會出現一些由於過度民族主義而導致的盲目投資並購現象。上世紀80年代，在美日貿易战和日元升值的影響下，日本人民族主義高漲，瘋狂購买美國企業和不動產，如洛杉磯鬧市區幾乎一半的房地產由日本人所有，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國投資來自日本。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業總共進行了18起500億日元以上的美國公司並購案，比較著名的有洛克菲勒大廈被三菱公司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被索尼並購。但進入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企業經營面臨壓力，三菱公司不得不以半價將洛克菲勒中心再賣給原主，索尼購买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後由於種種原因虧損嚴重。因此，中國企業應當引以此爲戒，在規劃和實施投資战略時，需要做好充分的實地調研，招攬國際型人才，建立風險評估機制。第四，和日本與東京灣區相似，擴大消費、促進內需，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而言也至關重要。在稅收方面，通過稅收放寬擴大民衆消費，對設在橫琴、前海的符合要求的企業，給予一定比例的稅收獎勵扶持等。在《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後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執行後，地方政府還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通過消費稅的調節刺激消費。與此同時，其它方面的鼓勵消費配套設施也十分關鍵。比如2018年4月，廣州、深圳等珠三角九市消費者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消費者委員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消費者委員會在澳門籤署爲期三年的《粵港澳大灣區消費維權合作備忘錄》，消費者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任何一地購买商品或接受服務時發生消費糾紛，可向糾紛發生地的消費者組織投訴，也可回居住地投訴處理。該合作的籤署有助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九個城市及兩個特別行政區消費者組織之間的合作，在跨境、異地維權方面爲廣大消費者提供更多便利，刺激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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