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期，人們理解政府在提供高等教育這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這個系統的設計理念就是打破菁英教育和一般民眾能取得的資源之間的距離，並且以幾乎免學費的方式提供。而這個系統現在已經消失殆盡。因為兩項政治運動，高等教育系統受到了衝擊。在加州，由州長雷根領導的新保守主義運動寫下了打擊免費高等教育的基礎，一路延續到今天。在紐約，則是新自由主義的官僚所掌控的緊縮政策打擊了免費高等教育。這兩項運動都重新塑造了我們對於美國人該如何獲得高等教育的理解──說得更長遠一些，還有高等教育所帶來的流動性。

吉爾曼發表這場演講時，加州大學還只是隱藏在柏克萊山丘之間的兩棟建築，裡面有一百八十二位學生，其中有三十九名女性。整個二十世紀前半，海勒姆．強森（Hiram Johnson）及厄爾．華倫（Earl Warren）等自由主義共和黨黨員設下並擴展了大學的基礎。這個系統的擴展讓一連串的人都得到好處，從希望獲得教育的市民，到希望擁有更多受過教育的員工的地方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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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高等教育長達一世紀的擴展，在一九六○年的《唐納胡法案》（Donahoe Act）達到了最高點，更加廣為人知的名稱是高等教育總體規劃（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它是由學術勞動經濟學家兼加州大學校長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推動實現的，高等教育總體規劃是一個承諾，承諾在加州政府努力之下，要讓所有希望接受教育的學生都能得到教育。它創造了一個三層系統，有社區大學、州立學院、大學，讓學生們可以在這些學校之間來往。無論以理論或實踐來說，學生都可以在這裡面從最底層移動到最上層。只要有足夠的能力與努力，加州人民可以從全世界最優秀的大學畢業，學費將近免費。如果沒有像這樣由公共支出提供的大眾高等教育機構，戰後時期所宣稱的社會及經濟流動性根本不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