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簡單的年齡問題。
老年勞工傾向於較少支出，同時他們是社會中較富裕的人。他們在前半輩子累積了較多財富，同時花的錢比他們年輕時減少。他們的財務產出—不管是出以投資或納稅的形式—形成了社會的骨幹。
但人無法長生不老的事實意味他們的人數不會太多。較少儲蓄者，較多支出者。供給與需求。借貸成本居高不下。
然後美國人利用美國秩序把全球化和穩定擴展到整個人類家族，包括中國在內。每一個國家都展開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進程。較晚加入者可以跨越整個工業化的階段，直接從鐵進步到鋼，從鋁進步到玻璃纖維，從銅管到聚氯乙烯管（PVC）再到軟管，從固線電話到行動電話再到智慧型手機。一個國家愈晚開始都市化的進程，其都市化的速度就愈快，出生率下跌的速度也愈快。
從冷戰結束後，幾乎所有人都變更富裕，但對金融世界更重要的是，現代化過程的壓縮時間特性意味所有國家的人都變更長壽。在1990年到2020年的世界，這是很理想的情況，因為那意味所有最富裕和最容易向上流動的國家，或多或少都同時處於老齡過程的資本富足階段。在整個30年期間，有許多國家有大量從46歲到65歲的人口，而這個年齡階層正是創造最多資金的人。他們投資的美元、歐元、日圓和人民幣流入全球金融系統，且往往忽視國際邊界。他們的儲蓄集體推高資金供給，並壓低資本成本—影響及於所有國家和所有事物。從1990年到2020年，這些廣泛因素的匯聚帶給我們人類史上最低廉的資金供給，和最快速的經濟成長—而這一切都建立在法幣時代的全面總瘋狂，和美國秩序時代的超高速成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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