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外匯:余永定:美方升級貿易战的六種可能

發表於 2023-01-24 18:00 作者: 區塊鏈情報速遞pro

XM外匯   6月1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在北京共同舉辦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研討會”。

  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閉門研討會

  中日經濟發展的經驗借鑑

  主持人:王海明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祕書長

專題討論一:貿易摩擦與中日經濟發展
主題演講I:中美貿易战的前景

XM外匯   余永定    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主題演講II:

  柳瀨唯夫  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副部長

主題演講III:

  岡崎哲二  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與會嘉賓圓桌討論
專題討論二:少子老齡化與經濟結構政策
主題演講I:

  白川方明  日本銀行原行長

主題演講II:未富先老的中國制造業

  蔡  昉    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與會嘉賓圓桌討論

  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研討會”現場

  會上,CF40學術顧問、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發表主題演講,主題爲“中美貿易战的前景”。余永定認爲,美國在“數量目標、主權問題、尊嚴問題”三方面打破了(中國)底线,所以中國是不能接受的。

  余永定在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研討會”上

  目前,中美談判已經停滯,未來中美貿易战是否會再度升級?怎么升級?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余永定列出了美國可能升級貿易战的六種可能。

  首先是關稅的升級。美國加稅已經打擊了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家。他相信,美國內部會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力量,去糾正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的錯誤做法。對於美國國內的健康力量,余永定依然抱有希望。

  其次是投資战。對於這一點,余永定認爲,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就能留住外資,迎來新外資。對於美資,我們也應該盡量滿足它們的合理要求,留住他們,不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第三是美國切斷全球價值鏈扼殺中國高技術產業,开始是中興,現在是華爲。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很清楚,就是扼殺中國高科(600730)技企業。

  第四種升級情況是匯率战。美國很難找到跟中國打匯率战的理由,但特朗普這個人很難說。余永定指出,在人民幣貶值壓力下維持匯率穩定必然會對利率產生上行壓力。爲了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我們就不得不讓匯率有更大的自由度。到了那個時候,特朗普可能就會出來說中國操縱匯率,我們應該做好這個思想准備。

  第五是金融制裁。“這招非常厲害。美國可以利用所謂的長臂管轄,做它一切想做的事情,這十分可怕。我們必須考慮反制措施。”余永定說。歐洲用《阻斷法》(“blocking statutes”)來應對美國的金融制裁,雖然不一定多有效,但畢竟有法可依。他認爲,中國應該抓緊相關立法以保護中國企業利益。

  第六種就是凍結中國的海外資產,包括中國的外匯儲備。余永定指出,“這招已經有點類似战爭了,我想美國還不至於走這一步。另外還有一些企業家擔心石油禁運的問題。我希望美國政府要明白一點,玩火不能玩太過了。”

  最後,余永定認爲,中國有必要調整一下長期战略,要更多發展國內市場,對外依存度還有下降的余地。同時,中國不得不調整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怎么辦?“我認爲,華爲在很大程度上就這個問題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政府應該給企業必要的支持,減輕中國在調整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位置時經受的困難。”他說。

  余永定最後還強調,無論特朗普政府如何挑釁,我們一定會堅持:

  第一,加速推進國內改革進程,加強和完善對知識產權和私有產權的保護。加速市場化改革,消除各種市場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貫徹競爭中性原則。

  第二,積極捍衛多邊主義原則,維護現存國際秩序。

  第三,認真履行WTO承諾,堅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針。

  第四,把更多增長的動力轉到國內的需求上來,做好中國自己的事。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睦鄰關系,積極參加多邊和雙邊貿易自由化進程,考慮加入跨太平洋(601099)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積極參加世貿組織(WTO)改革。

  以下是余永定演講全文:

  中美貿易战的前景

  文|余永定

  非常高興有機會在這場討論會和日本朋友再次見面。中國目前特別需要向日本向學習,學習日本自上世紀60年代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來和美國打交道的一系列經驗,相信這次研討會一定會給中國的學者和決策者以啓發。

  我現在簡單談一下對中美貿易战的看法。

  先來看一下中國和美國打貿易战的“表面”理由,我去年在談貿易战時沒有“表面”兩個字,現在來看有必要加上這兩個字。現在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战的表面理由有三個: 第一,中國對美有大量的貿易順差,所以美國喫了虧;第二,中國不遵守WTO承諾;第三,中國通過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國技術。這些是美國方面的主要抱怨。

  對這三點抱怨,我們做一個非常簡單的評論。

  首先,對於經濟學家來講,第一個問題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討論。美國之所以貿易逆差,基本上是一個美國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的問題,是儲蓄不足的問題。

  另外,美國一再指責中國保持對美國有3千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從雙邊的角度來談貿易平衡問題是非常荒謬的,沒有任何經濟學家會接受這樣一種指責。貿易平衡問題是不能夠從雙邊的角度來討論的。我對你有順差,但我對別人還有逆差。你可以批評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不平衡,例如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太大。中國在2008年的時候,確實存在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2017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對GDP之比只有1.4%左右,2018年根據易綱行長的說法爲0.1%到0.2%,可以說基本平衡。中國對美國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國家保持逆差是國際分工、全球價值鏈分布的導致。大家很熟悉蘋果手機價值增值的跨國分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二,談一下WTO的問題。坦白說,在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之前,我對於中國是否遵守WTO承諾的看法實際上是比較模糊的,我也傾向於相信,我們在很多地方是違規了,傾向於認爲我們可能做得不好。但當我仔細研究了有關文件後,包括WTO的文件、美國的文件還有歐洲的很多文件,我覺得情況不是這樣的。由於時間關系,我就不說太多了,只引用一下WTO前總幹事拉米先生的話。他說:“China has done really well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its long list of commitments.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評價。而且他在其他場合也說過,中國在履行WTO承諾方面是A+。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自2001年以來每年都要出一份提交給參衆兩院的關於中國履行WTO承諾的報告,盡管抱怨不少,但在2017年之前,這些報告對中國履行WTO承諾的評價總體上還是積極的。

  由於中國發展太快,在中國剛剛加入WTO的時候,有些規則人家認爲是可以對中國有某種制約的,但實際上後來才發現,這些規則還是不夠的。就好像一場足球比賽,規則是事先定的,踢球過程中你守不住門,就喊停說要改規則,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當然,WTO規則要不要修改,以及中國是否可以承擔更多的責任,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是非常开放的,可以重新談判。但是,美國因此譴責中國不遵守WTO承諾的做法是完全不對的。

  中國在WTO承諾方面是不是有缺陷?我覺得是有缺陷的。比如關於補貼的問題,我們確實可以討論:是不是我們對於某些產業的補貼多了?是不是對某些類型的企業補貼多了?我個人認爲,中國有的時候把退稅作爲刺激出口的手段,經濟情況不好時增加退稅,經濟好的時候減少退稅,我認爲是有問題的。另外,金融服務業开放速度也比較慢。我們在加入WTO時曾承諾,五年之內全面开放金融服務業,但在這方面我們做得是不夠的。

  我們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特別是在初期,是不夠有力的。這不僅是對外國企業,對中國自己的企業也是這樣。中國是有意愿改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的,在最近這些年來已經有了十分顯著的進步。

  此外,中國是不是應該有產業政策?應該有一種什么樣的產業政策?這個問題在中國學術界和決策界本來就是有爭論的。我相信日本朋友一定會給我們提出很好的建議。

  美國一方面批評中國沒有充分履行WTO承諾,但另一方面,美國自己並不遵守WTO的規則——美國啓動對中國的貿易制裁,這本身就是違背WTO規則的。美國許多重要人物,比如萊特希澤,他對於WTO發表過許多見解,從他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WTO實際上是持蔑視態度的,他認爲WTO並非宗教義務,美國沒有必要嚴格執行它,並且WTO不能傷害美國主權。但我們都知道,加入一個像WTO這樣的國際組織,我們必須要部分讓渡國家主權。美國一方面指責中國不遵守WTO協定,另外一方面自己又不把WTO當回事。

  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战,並非以WTO規則爲依據,而是祭出了“301”調查報告。USTR和美國政府明白,如果從WTO的規則出發來譴責中國,其實是站不住腳的,所以就根據301、根據美國國內貿易法來指責中國。USTR去年發表的WTO調查報告有150多頁,我從頭到尾仔細看過,發現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正文幾乎不再提WTO,WTO大多在注腳上出現。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我搞不懂美國爲什么要這么做。爲什么美國要在雞蛋裏挑骨頭,對中國採取這么一種非常不友好的態度?看了美國《國家安全战略報告》之後,我开始明白了,原來不只是貿易問題。對美國決策者來說,關鍵問題並非貿易問題,而是他們把中國視爲了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競爭對手”這個詞其實還比較中立,有時候還會用“對手”或者“敵手”這個詞,雖然還沒有用“敵人”這個詞,但卻在一步步朝這個方向邁進。美國《國家安全战略報告》反映了美國的一種战略企圖,如果要想了解爲什么美國會對中國發起貿易战,就不能不看這份報告,不能不把這個問題和美國地緣战略聯系起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美國一些政要、一些政治家的言論,我在這裏舉美國共和黨的重量級人物金裏奇((Newt Gingrich)的例子。他在最近一次講話中表示,5G將決定美國在未來战場(雖然他沒有直接說軍事战場,但他談到5G的軍事應用)的勝負。他的原話是:“It will be central to the battlefield of the future. ”所以,這種語境下其實已經不是什么公平貿易、WTO規則的問題了,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甚至是軍事和安全問題。當美國人這么看待5G的時候,很多問題確實很難談了。

  我再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問題,這是個非常艱苦的過程。由於信息有限,我只引用西方媒體透露(或猜測)的一些說法。希望大家還記得美國在2018年5月4號對中國提出的蠻橫要求:

  ? 承諾從2018年6月1日开始的12個月以內,減少10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逆差,從2019年6月1日开始的12個月,再減少1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 停止“中國制造2025”計劃涉及行業的補貼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

  ? 停止對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的網絡竊取,經濟間諜,仿制和盜取。

  ? 對於美國新提出的限制進口和限制中國投資的措施,中國不能採取任何報復措施

  ? 去除針對外資的各種投資申請限制。

  ? 2020年7月1日前,將所有非關鍵領域的產品關稅降至不高於美國的水平。

  ? 撤回對美方發起的WTO磋商並且保證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不再提出類似磋商請求。

  ? 撤回在WTO對把中國列爲非市場國家的申訴,並且保證今後不再就上述問題向WTO發起申訴。

  ? 如果美國認爲中方未履行本框架的承諾,中國認可美國可能徵收額外關稅或其他針對中國商品進口的限制措施,或者對中國投資和服務進行限制同時,中國不會反對美國的關稅和其他限制措施,不會在WTO發起貿易爭端申訴。

  這樣的要求不但無禮,而且相當荒唐。你不是說中國沒有遵守市場經濟原則嗎?你現在給中國定一個減少貿易逆差的數量目標,這和市場經濟原則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嗎?事實上,美國的這種要求在許多西方記者和經濟學家看來都是不可接受的。在這裏,我想引用著名財經評論家馬丁·沃爾夫的觀點,他本人的立場應該是中立或至少不是親中的。他在2018年5月8日《金融時報》的社評中指出:特朗普政府給中國政府提出了一份最後通牒,而這個最後通牒中國是不會接受的。他說,特朗普提出的要求非常荒唐,是“瘋了”,是在有意羞辱中國,任何主權國家都不可能接受這種羞辱。

  去年12月G20阿根廷峰會之後,中美之間的氣氛發生了變化。大家對中美達成某種貿易協定、實現貿易战的停火是充滿了希望的。但我們都知道,在4月底第10輪磋商之後又出了問題。爲什么未能達成協議呢?由於雙方對談判內容是高度保密的,我也沒有內部信息,我的一些信息來自於美國媒體的朋友,他們給我寫了六七條,其中包括一些非常過分的數量目標和涉及中國主權和尊嚴的要求。

  數量目標、主權問題、尊嚴問題——我認爲美國在這三方面打破了底线,所以中國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現在的關鍵問題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目前這種結果,即,貿易战真的打起來我們應該怎么辦?我想簡單談幾點看法。

  第一,貿易战中沒有人會全身而退,必然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不可否認,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战,肯定是中國的損失大,因爲中國是貿易順差國。但是,中國有強大的承受能力,美國不應該低估這一點。根據加徵關稅的不同情景,很多機構都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做了預測。就我看到的大多數預測,貿易战對中國名義GDP的影響大約在-0.6%左右,也有大於-1%的。有人說是-6%,這個有點太懸了。總之,大多數觀點是一個百分點上下。

  對於未來加徵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一方面我們不必恐慌,但另一方面也應該做最壞的准備,因爲這不光是關稅的問題,而且涉及到了整個產業鏈,直接出口的企業會受到影響,爲出口企業配套的企業也會受到影響,產業鏈的鏈條越長受到的影響越大,似乎沒有什么模型可以很好的反映這種情況。應該說形勢是非常嚴峻的。但是,中國經歷過比這困難得多的形勢,中國每次都走過來了,我相信我們是可以邁過這個坎的。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中美經貿衝突會如何升級。首先是關稅的升級。剛才說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國的企業和老百姓(603883)已經發出怨言,至少在貿易战初期,是美國消費者承擔了主要的加稅負擔,各種研究都已經證實了這一點。美國很多機構,比如高盛,都認爲主要是美國受到了損失。我估計,初期美國的損失比較大,後面可能就是中國的損失更大一些。但無論如何,美國加稅已經打擊了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家。我相信,美國內部會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力量,去糾正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的錯誤做法。對於美國國內的健康力量,我依然抱有希望。

  其次是投資战。隨着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一些外資本來就正在進行調整,而貿易战可能就起到了一種加速的作用,有外資企業會退出中國,中國一些企業也可能走出去。但據我最近了解的一個情況,以廣東爲例,2017年,廣東大概撤走了2200家外資企業,但與此同時也進來了3500家外資企業,所以是有進有出。我認爲,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就能留住外資,迎來新外資。對於美資,我們也應該盡量滿足它們的合理要求,留住他們,不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第三是美國切斷全球價值鏈扼殺中國高技術產業,开始是中興,現在是華爲。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很清楚,就是扼殺中國高科技企業。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沒有什么道理好講了。真正重要是中國怎么辦?基本上就是三條路:1.同全球價值鏈脫鉤,自力更生;2.進一步“擁抱”全球產業鏈,讓美國無法把中國踢出全球價值鏈。還有一種介乎兩者之間的道路是華爲的“備胎”战略。對於中國的許多高技術產業,可能已經沒有時間“備胎”了。但另一些產業可能還會有一些時間。美國顯然在逼中國選擇第一條路。第二條路是否能夠走通,主動權已經不再我們自己手裏。有利的一點是:由於中國過去對全球價值鏈的“擁抱”,對中國的打擊其實也是對美國企業如高通等的打擊。你不賣給我,你賣給誰?中美雙方都需要時間來調整,以適應新形勢。向華爲這樣的企業自己比誰都更知道應該怎么辦。應該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自主作出選擇。政府應該多方面聽取企業意見協調各方立場,爲企業調整正確盡可能多的時間。

  第四種升級情況是匯率战。我們原本很難想象美國還能找到什么借口跟中國打匯率战,但特朗普這個人很難說。那么如果未來我們不幹預人民幣,讓它貶值了,美國會不會又重新說中國是匯率的操縱者呢?我覺得這是完全可能的。

  我們目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我個人認爲,中國應該採取更加擴張的財政政策,並輔之以寬松貨幣政策。利率下降會對人民幣產生進一步的貶值壓力。前一段時間,通過在離岸市場發行央票,央行成功穩定了人民幣貶值。但如果貶值壓力進一步增加怎么辦?無論採取什么辦法,在貶值壓力下維持匯率穩定必然會對利率產生上行壓力。爲了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我們就不得不讓匯率有更大的自由度。到了那個時候,特朗普可能就會出來說中國操縱匯率,我們應該做好這個思想准備。

  第五是金融制裁。這招非常厲害。美國可以利用所謂的長臂管轄,做它一切想做的事情,這十分可怕。例如,美國已經制裁了一些伊朗或者俄羅斯的公司,如果你跟這些公司有交易,美國可能也會制裁你。一旦被納入了美國的SDN List(特別指定國民名單),就會被美國踢出結算系統,不僅不能使用美元,甚至美元資產都可能被扣押。在最嚴重情況下,即便你不用美元、不使用swift和chips 系統,在美國沒有資產,由於你上黑名單了,沒人(包括國內企業)敢同你做生意了。這個企業就難於生存了。我們必須考慮反制措施。歐洲用《阻斷法》(”blocking statutes”)來應對美國的金融制裁,雖然不一定多有效,但畢竟有法可依。中國應該抓緊相關立法以保護中國企業利益。

  第六種就是凍結中國的海外資產,包括我們的外匯儲備。當然,這招已經有點類似战爭了,我想美國還不至於走這一步。另外還有一些企業家擔心石油禁運的問題。我希望美國政府要明白一點,玩火不能玩太過了。

  從中國自身來講,我們也需要調整。短期來看,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战,我們不得不還擊,但是要有理有利有節。我們的目的不是擴大战火而是消滅战火,我們不應該开闢新的战場,我們不主動出擊。我的觀點一直是,要積極進行談判,但不接受最後通牒,不能犧牲主權和尊嚴。與此同時,我們要執行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以抵消貿易战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要推進匯率體制改革,完善資本跨境流動的管理;進一步改善外資的競爭環境,不是把外資推出去,而是盡量留住。

  長期來看,我們有必要調整一下長期战略,我們要更多發展國內市場,我們的對外依存度還有下降的余地。同時,中國不得不調整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怎么辦?我認爲,華爲在很大程度上就這個問題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政府應該給企業必要的支持,減輕中國在調整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位置時經受的困難。

  最後想強調的是,中國一定會堅持改革和开放,這兩條是絕對不會動搖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無論特朗普政府如何挑釁。我們一定會堅持:

  第一,加速推進國內改革進程,加強和完善對知識產權和私有產權的保護。加速市場化改革,消除各種市場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貫徹競爭中性原則。

  第二,積極捍衛多邊主義原則,維護現存國際秩序。

  第三,認真履行WTO承諾,堅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針。

XM外匯   第四,把更多增長的動力轉到國內的需求上來,做好中國自己的事。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睦鄰關系,積極參加多邊和雙邊貿易自由化進程,考慮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積極參加世貿組織(WTO)改革。

  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副部長柳瀨唯夫

  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岡崎哲二(左二)

  日本銀行原行長白川方明

  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中)

  往 屆 精 彩 內 容 回 顧

  2014年

  ▲2014年度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現場

  2014年6月22日下午,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野村綜研金融市場研究委員會聯合舉辦了2014年度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會議主題是“中日經濟:未來十年的風險與機遇”。中日兩國30多位經濟、金融領域的專家參與了演講、交流。

  在研討會下半場,中日與會嘉賓重點圍繞中國和日本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與應對等議題展开了深入的討論。

  日方專家當時指出,中國房地產市場確實已經進入調整期,供應過大也成了普遍現象。此次調整期,大家都認爲更多的是周期性的。如果是這樣,那么是否有可能用金融寬松政策去進行應對呢?當然,如果是偏結構性的問題,那么應對起來可能就沒那么簡單了。

  中方專家認爲,這一關鍵問題所預示的房地產市場的趨勢,迄今爲止並沒有得到很認真的評估。當一個系統受到強烈的擾動和抑制,嚴重背離趨勢以後,擾動和抑制因素一旦消失或者減緩,這個系統就會快速向它的均值水平回復。2012年底和2013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相對比較普遍的回暖,根本原因是均值回復。原因是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市場受到了一些短期的、臨時性因素的抑制。2012年四季度以後,這些抑制性因素的大部分或者維持不變或者消失——貨幣政策緊縮消失、恐慌消失、對經濟前景非常負面的評估趨於穩定,整個市場开始均值回復的過程。這種均值回復使得我們在2012年年底可以預測2013年整個市場表現會很好,而且在2012年年底也可以很好地預測2014年市場會重新走低,因爲均值回復帶來的上升過程是不可持續的。

  2015年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與青木昌彥在2015年中日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上合影

  2015年3月25日下午,CF40與野村綜研金融市場研究委員會(NRI)聯合舉行了中日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會議主題爲“中日經濟的改革與比較”。研討會上,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青木昌彥、CF40學術顧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分別就“怎樣理解經濟‘新常態’” “中國的經濟體制與發展模式” 發表主題演講。青木昌彥在演講之後向吳敬璉贈送了一個特殊的禮物——吳敬璉文集的最新日文譯著。

  在是次會議上,與會嘉賓對於經濟新常態展开熱議。與會專家認爲,保底线是應該也有必要的,但保底线不能單純依靠刺激政策。在投資者缺乏投資意愿的前提下,刺激政策容易造成流動性陷阱,資金並不會流向實體經濟,反而可能會流向股市。從根本上說,經濟可持續的增長還是要依靠大力深化改革,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2016年

  ▲2016年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現場

  2016年6月24日,CF40與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共同舉辦了第6屆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兩國專家就中日經濟現狀、面臨的風險及對策進行了坦誠深入的交流。

  上午的討論集中在兩國應對通縮的經驗與教訓。中方專家首先分析了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狀況,認爲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用有限,應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抵御通縮風險。日方專家分享了日本長達20年通縮的成因以及對抗通縮的經驗。

  下午的討論聚焦結構性改革。中方專家根據國際經驗對中國產業轉型所處的歷史階段進行了判斷和分析,並根據詳實的行業數據,對中國產能過剩的原因、現狀和趨勢進行了解讀。日方專家從歷史角度探討了日本產業結構的沿革,並對安倍正在推動的結構性改革進行了評析。他們強調應以創新主導結構改革,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

  2017年

  ▲ 2017年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現場

  2017年6月3日,CF40與日本野村綜研(NRI)金融市場論壇在北京聯合舉辦了第七次“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會議主題爲“普惠金融的中日創新與實踐”。

  針對普惠金融的發展如何解決可持續性問題?與會專家認爲,金融機構在开展普惠金融業務時必須做到保本微利,以保證金融服務提供的可持續性;小微企業和中低收入群體作爲普惠金融服務的受衆,必須以較低的成本和良好的便利性獲得金融服務,以保證其生活和生產發展的可持續性。

  對於金融科技促進普惠金融發展,日方專家認爲,從普惠金融的角度來考慮,結算和資金運用問題能夠通過技術層面來解決,而借款方面的難度比較大。在評估貸款時,需要考慮經營者的個人因素,而借助金融科技進行個人信用評估,再結合日本動產評估和知識產權證券化,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2018年

  ▲ 2018年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現場

  2018年6月7日-9日,CF40專家團赴日訪問,拜訪了日本經濟產業省等決策部門,並與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共同舉辦了第八次“中日金融圓桌研討會”。曾深度參與當年日美貿易談判以及長期致力於研究該領域的近20位日本官員和學者,總結了當年日美貿易談判的教訓和經驗,並爲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提出了相關建議。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和美國的雙邊磋商很難取得好結果。”有日本學者回憶,在雙邊談判中,美國最後總是會拿出安全問題恫嚇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國提出的單方面條款。直到WTO取代關貿總協定(GATT)後,日本才改而利用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日美貿易摩擦和爭端。

  日方多位專家反復強調了一點,即中國必須堅持在多邊框架下解決貿易爭端。對於中國來說,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一個最有利的局面就是基於WTO的多邊貿易規則體系已經建立,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行爲將受到WTO規則的約束。

  2018年6月,基於與日本經濟學家的交流和調研,CF40《要報》總結了日美貿易衝突對中國的啓示。

  責編: 魯西| 視覺:李盼| 監制:卜海森 李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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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一華 HN110)

標題:XM外匯:余永定:美方升級貿易战的六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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